中国历史上，明朝是一个特别引人注目的朝代。在史界学人眼里，明朝是个非常值得也十分便于剖析的样本，繁浩的史籍和遍地的遗存都可作为研究的材料，因而得到学界的重视，一部《明史》不知道多少学者在翻扯撕掐。明史研究的学术成果也不可谓不丰，据说每年出版专著十余部、论文数百篇，而且这种热度还在持续。在我们普通人的眼里，或者说在常识层面的历史概念上，明朝也是一个影响至深、知晓度极高的朝代。这一时期的许多具有代表性的历史标签，我们很多人都耳熟能详、知其大概。如“郑和下西洋”、“洪武大移民”、“永乐大典”等大型国家工程，如《本草纲目》、《天工开物》、《农政全书》、《徐霞客游记》等令人叹为观之的科技著述，如《西游记》、《水浒传》、《三国演义》、《金瓶梅》、《三言两拍》等光耀千秋的文学巨著，如万里长城、紫禁城等恢宏无比的建筑艺术瑰宝，还有如王阳明、顾炎武、黄宗羲等学术大家的思想文化宝藏，等等。我们的普遍认知是，尽管这个朝代有很多需要我们批判和反思之处，但在后人看来，明朝仍不失为一个伟大的历史王朝。 

　　我们还将把视点转到偏头关来。说起明朝，是因为要说偏头关，也正是得从明朝说起，得从明代的兵制说起。 

　　大明王朝建国后，继承并发展了前代尤其是唐宋的军制，创立了颇具特色的明代军制。其主要形制，就是在全国建立卫所，分屯设兵，控扼要害；在中央设大都督府，作为最高军事机关，掌管全国卫所军籍；而兵部，则司职全国征讨、镇戍、训练等军事事务。大都督府在洪武十三年后改为左、右、中、前、后五军都督府，划片分领京幾及地方各都司及卫所。 

　　在这个大的军事管理框架下，明朝的主要军事力量为京军和地方军两大部分。京军也称京营，是全国卫军的精锐，平时宿卫京师，战时为征战的主力。洪武初年，京军有四十八卫。成祖迁都北京，“天子守国门”，京军多达七十二卫，并成立了五军、三千、神机三大营。这些京卫其中就有拱卫皇帝的侍卫亲军，如锦衣卫和金吾卫、羽林卫等十二卫军，还有如武骧卫、腾骧卫等军马卫、工匠造作卫以及在皇家陵园值守的陵卫。这些亲军卫军和专业卫军，大都并不隶属于五军都督府，而是皇帝直接控制或隶属御马监、工部、太常寺等机构。地方军包括卫军、边兵和民兵，配置于全国各地军事重镇。在地方大致等同于省的区域，设都指挥使司或行都指挥使司（简称都司或行都司），置指挥使，为地方统兵长官。都司之下，在冲要地区置卫或设所。 

　　由于明朝是将蒙元逐出中原后建国的，并没有将蒙元势力彻底消灭。退据漠北的蒙元残余势力屡谋复辟，而后蒙古分裂为鞑靼、瓦剌和兀良哈三部，诸部不断南下骚扰抢掠。因此，明朝从洪武初年就开始经略防务，在其后的二百多年中，从未停止过长城的修筑和整个长城防线的经营，形成了贯穿东西、全线连接的、完整的长城防御体系。明初把长城沿线划分为九个防守区，于是，九边防御成为明代兵史上一个突出的特点。嘉靖朝兵部尚书许论所著《九边总论》讲述道：“国家驱逐胡元，混一寰宇，东至辽海，西尽酒泉，延袤万里。中间渔阳、上谷、云中、朔、代，以至上郡、北地、灵武、皋兰、河西，山川联络，列镇屯兵，带甲六十万，据大险以制诸夷，全盛极矣。”所谓九边，又称九镇，即辽东镇、蓟州镇、宣府镇、大同镇、太原镇、延绥镇（也称榆林镇）、宁夏镇、固原镇（也称陕西镇）、甘肃镇。这些军镇史称“九边重镇”。 

　　九镇中的太原镇，最初的驻设地就在偏头关。 

　　由于偏头关所处的特殊地理位置，决定了它在各个历史阶段都始终处于胡汉相争的最前沿，特别是进入明代更是如此。《偏关志》载：“戎狄之患，自古有之。有明既定天下，整饬边防于偏头置关，盖因乎地之险要使然也。然其初兵事尚少，故特置守备，以饬守关。成祖以后，鲁患时至，于是镇之于总兵，专掌兵事。”从这时起至嘉靖二十一年太原镇移驻宁武，这一百多年里，偏头关这个弹丸之地,成为左邻延绥镇、右接大同镇的九边重镇之一。其管辖的长城西起河曲（今山西河曲县旧县）的黄河岸边，经偏头关、老营堡、宁武关、雁门关、平型关，东至太行山岭之真保镇长城，全长800多公里。因该镇管辖的长城在大同、宣府两镇长城的内侧（南边），故又称为内长城。与京幾内的居庸、紫荆、倒马“内三关”对应，偏头、宁武、雁门三关被合称为内长城的“外三关”，因此，太原镇在有些史书里也被称作三关镇或山西镇。 

　　这些历史陈迹，离我们而去已经有四、五百年了。当年的金戈铁马、当年的烽火连天，都已经湮灭在历史的长河。但是时间并没有把所有的旧物都磨平，我们在山川城垣间寻觅，还是可以很容易找得到旧时的遗痕，甚至窥得见轮廓完整的大致原貌。在偏头关，我们看到最多的，恐怕就是长城、城堡、关隘和烽堠的遗址残迹了。 

　　长城应当是最具代表性的遗迹。万里长城万里长，其实何止万里！自周天子以来，历代王朝大多有过修筑长城的史实，有秦、汉、晋、北魏、东魏、西魏、北齐、北周、隋、唐、宋、辽、金、元、明、清等十多个朝代。各个不同时代的长城其防御对象、修筑地域、建设规模与标准规制都各不相同。但是它们有一个共同的特点，那就是防御游牧民族的袭扰。周人筑长城，是为了防御俨狁，东周列国中燕、赵所筑长城是防北狄，秦汉长城防匈奴，隋唐防突厥，宋代是既防契丹、西夏，又防女真，明朝，则主要防御蒙元残部，但最终却被换了满清马甲的后金女真人入关取代。“秦筑长城城已摧，汉武北上单于台。古来征战虏不尽，今日还复天兵来”，这唐人李益的绝句《塞下曲》，不仅概括了他看到的历史，连他身后千年的边事也都作了毫无偏差的预言。这两千多年里，到底修了多少长城，恐怕我们今天的人永远也丈量不出来。我们只能看得到，这一代代的长城遗迹，在默默地记录往昔的战火征尘，在无声地讲述千古的传奇故事。今天大部分人可以看得到的长城，多是明长城的遗迹。 

　　现在，中国长城是世界上规模最大的文化遗产。为了保护好这一人类宝贵遗产，由国家层面组织开展了为时两年的调查勘测，于2009年由国家文物局和国家测绘局联合公布，明长城东起辽宁虎山，西至甘肃嘉峪关，从东向西行经辽宁、河北、天津、北京、山西、内蒙古、陕西、宁夏、甘肃、青海十个省（自治区、直辖市）的156个县域，总长度为8851.8千米，其中人工墙体6259.6千米，壕堑359.7千米，天然险2232.5千米。 

　　偏头关正是其中一个县域。而与众不同的是，万里长城赋予偏头关的是一再的重托；偏头关之于长城，又是一个纷繁多彩的展台。这是因为，在今天的偏关县境内的明长城，竟然有五条不同规制、不同功能的边墙，这大大超乎了常人对长城的防御特性的认知。 

　　“大边”长城在关北一百二十里，东接大同镇平鲁卫崖头墩界，西抵黄河，长二百九十里。这是一条早于永乐时期就已弃守的长城，且其遗址大部在今内蒙古清水河县境内，因而并不算在偏头关境内五条边墙中。 

　　“二边”长城在关北六十里，正北为草垛山边，迤东为水泉红门口边，极东为老营好汉山边、柏杨岭边，东北接大同镇平鲁卫丫角山墩界白草坪边，迤西抵老牛湾边。这段长城在大边弃守之后，实际上是整个明代直面蒙古部落攻袭的最前沿，也是至目前为止偏关境内保存状况较好的一段。 

　　“三边”长城在关东北三十里，东起老营石庙儿，西抵白道坡石梯墩，沿山削崖，平地筑墙九十余里。明正德九年布政使陆奎、后备张凤羾主修。嘉靖八年总兵李瑾（续）建。此边专为内地重隘而设，不系华夷界限。县志载，嘉靖九年，鲁人内犯，到此不得驰骋，因绝归路，大获奇功。 

　　“四边”长城在关南二里，东起长林鹰窝山崖，西抵本关教场，随山踞险，长一百二十里。三边、四边长城当时均为夯土城墙。入清以后，因失去其守御功能，早已毁废无存。 

　　黄河边在关西二十五里，为桦林堡寺沟口河岸边，其北接老牛湾黄河岸边，南至楼子营，抵河曲县石梯隘口，延袤一百二十里。”这一百二十里长城算得上是万里长城中的一处奇绝之景。它是在百里黄河大峡谷的东岸上，一路与黄河并行而下的砖包城墙，其自然奇观与人文遗存相依相伴、逶迤而行，煞是壮观。 

　　“内边”长城自老营北丫角山起，南抵长林，东南折向神池野猪沟、利民朔州界，迤南折至宁武大水口、阳方口，复东折盘道梁抵雁门关，直抵平型关，曲折至紫荆关。这就是明长城体系中的内长城。 

　　小小一邑之境，在大边之内，竟筑有五道长城，这样的防御工事密集程度，在万里长城沿线各地并不多见，足见此地关防的战略地位，是相当的不容忽视。明正统年间以山西提刑按察使之职分巡协守三关的余本，在其一篇《偏头关展城记》的文章里说：“有关曰偏头者，在保德州河曲尽地，前则群山之环峙，右则黄河之奔流，东南控乎太行，西北接乎沙漠。密迩浑、云，逼联应、朔，诚中原之襟喉、华夏之屏蔽也”。所以，朝廷历来对此弹丸一地的关防给予重视，也就十分自然了。“黄河边”和“内边”虽然毁损严重，但其大致形貌仍在，现在均已纳入各级文物保护名录。这些长城遗迹的存在和它们与长城其它区段格局迥异的特点，引起长城研究学界的高度重视。中国长城学会杨峻峰先生多年来关于长城文化的研究、偏关乡土文人秦在珍先生描述长城风采的一系列妙文，都让涉猎到的人们叹为观止。偏关县政府在复建县城西山上的护城楼时，还将这个古代关防体系中的重要设施建成一座长城博物馆，让观者在游玩中了解到中国的长城文化。其实，整个偏关大地，就是一座充满魅力的长城博物馆。 

　　长城防御功能的实现，城墙本身仅是一个组成部分，更重要的还有长城沿线的军堡和关隘。在偏关明代关防系统中，连同偏关城池，一共有二十九个大小城堡。现在的偏关县域内仍有二十一个堡寨和十余处隘口，包括老营堡、水泉堡、马站堡、草垛山堡、滑石涧堡、楼沟堡、桦林堡等城堡和水门、万家寨、关河口、寺沟等隘口。这些城堡关隘在明代不同时期都有相应编制的常设驻军，每年防秋之季还有“客兵”派驻。从史志资料中我们可以看见，这些城堡中配属的装备也是比较先进的，火器基本上已经成为主要的作战武器。民国版《偏关志》营堡志载，“偏关营明宣德四年（1429年）设总兵官，领左、右、中营官兵各三千，共一万有奇。以内臣、太监府兼镇守边关。”即便是在嘉靖二十一年（1542年）总兵移驻宁武之后，偏头关又“特设西路分镇参将府，辖中军（守备）一、千总三、把总六，马步兵丁三千六百名，驼正、战马三千六百头（匹）。”在武器装备上，有弓箭三百八十付，鸟枪二百九十杆，盔甲六十七副，铜锣锅三十三面，铁锣锅四十九面，大神炮四位，灭寇炮四十二位，威远炮四十二位，涌珠炮十九位，挝地虎炮三位，百子炮七十七位，循环炮三位，毒虎炮四十四位……，这些还不包括旧存的各类枪炮，还有“大追风枪”、“三眼枪”、“五雷神机枪”等枪械，这似乎要颠覆我们听书或者观看影视剧所了解的明代军事了，什么灰瓶火罐滚木擂石，都out了。就是在处于极边陲的老牛湾堡，也有不弱的火力，有弓箭四十六付，鸟枪二十八杆，铜锣锅四面，铁锣锅五面，虎爪炮三位，生铁牛腿炮十四位，稳口大小铅子一千四百颗，生铁炸炮八十个，佛郎机二杆，三眼枪十九杆，快枪七十七杆，糜针枪一十一杆，钺斧刀二十四口，月牙刀十口，鐼斧七把。在别的营堡军械目录里，我们还看到地雷这种武器也已经出现和使用。 

　　堡寨之外，再就是烽讯体系了。正像现代军事非常重视信息战一样，古人所建防御体系中，用作通讯联络和作战指挥的烽讯体系也非常完备。在偏头关城西的山顶上有一座非常出名的古代建筑，当地人把它叫做“护城楼”。实际上这座建筑的本名是“虎头墩”，始建于明宣德九年(1434年)，时任总兵李谦驻跸于偏头，此墩应是太原镇防区的传烽中枢。据史料，以此墩为中心，共有四大系统七条烽讯路径。一是大边墩系统，自红门口外六十里的窑子头墩起，至二边上的小口子墩（滑石涧堡防区），共计十六座烽台，为外长城方面的联络系统。二是二边墩系统，共有四条线路，即自丫角墩（柏杨岭堡）至虎头墩，传接老营堡以及关河一线烽烟；自草垛山干沟墩至虎头墩，传接水泉营、寺埝堡一带烽火；自滑古堡至虎头墩，传接滑石涧、老牛湾以及外长城方面烽火；自阳勉墩（河曲县境）至虎头墩，传接黄河沿线及桦林堡方面的烽火。三是南路墩系统，从虎头墩起，至镇西卫长城墩（岢岚县境），其东南接太原府川一带，西南接汾州府川一带。四是中东路墩系统，从虎头墩至八角护城墩止，连接神池堡、宁武关以至内长城一线烽火。这些墩台烽堠根据实际需要，“添减无常，不能悉载，大约千有余座”。各路烽火都由被称作“斥堠”的经过专业训练的通讯部队监守操作，其传讯方式与代号，今人都不可描述，其繁难程度想来并不亚于“莫尔斯代码”。因为就是白天放狼烟、黑夜举烽火这么简单的操作，要包含不同的甚至繁杂的信息内容，那一定会有许多约定成章的细节安排与传译方式。这些不说，仅这千余座遍布山岭间的夯土墩台，就让人望之兴叹。正像民国版《偏关志》所言：“谨烽台、严斥堠，有明一代边防之政务也。其武备防守之要区，偏关之烽堠，遍设岗阜，星罗棋布。燃火报警，狼烟四起，直达千里之外矣。灭敌于未呈，其功莫大哉！……偏之一邑，烽台千座，犹珍珠嵌于崇峰峻岭，增益英气，壮美山川焉。其威严观瞻，诚一方之风物也。” 

　　此外，各城堡都设置驿站，城堡间的交通要道上，还设有“讯铺”，专门用于传递书信、消息或指令。明代偏头关守御所设置走递骡头多达七十六头，老营所四十至八十五头，水泉营四十头。连同宁武、宁化、神池堡、利民堡、八角堡、三岔堡、五寨堡等处，合计超过五百头。“边事方亟，羽书络缴，日不暇给，时势使然。”可见这个通联网络十分庞大，而且运行十分繁忙。 

　　如此体量的军事防御体系，自然少不了后勤保障。好在明代的军制，其自身就包含了这个部分。明代的卫所制，其本身就是一种军屯合一的军制。许论《九边总论》就说道：“督率耕牧，从古备边之道也”。明张炼《屯田议》一文也说道：“于今强敌陆梁（嚣张气盛之意），非兵无以御敌，非粮无以养兵。百计集兵，千方足食，而独不及屯田者，何也？我太祖体国经野，屯田遍天下，而西北边最多开屯之例。军以十分为率，以七分守城，三分屯种。垦田之令，边方闲田，许军民开种，永不起科。”由是，大明历朝，都无不大修屯政，以保军需，边屯已经成为一种制度化的保障体制。这样我们也就不难知道，散布在偏头关的沟沟梁梁那些碎片似的耕地，到底是怎么产生的。 

　　偏关城是一座兵防重镇，又是一个军需保障中心。在明代的官署设置中，偏头关城除了总兵府署、参将府署、驻跸宦官监军的太监府以及兵备道、守御千户所等衙署外，还有一座重要官署，叫做西粮厅。它的全称为西路管粮府署，与今天的机构做比对，它居然是一个厅级甚至是副省级机构，其主官一般由太原府、潞安府的通判或同知兼任。其职能就是一个后勤保障部门，负责筹措、管理、调配军需粮草。它不仅是一个衙门机关，还有庞大的下属运营实体。在今偏关县人民医院座落的地块，明时是一个名曰“保德仓”的巨大粮库，《偏关志》载：“保德仓在城北，旧置廒房八十间，储民运盐粮，籴本招买米粟。明嘉、隆、正、万之时，秋末冬初，拔延绥镇诸路兵五千，协防本关边垣，岁支米、豆数万石。故广博如此。”另一处大的仓库设在马站堡。马站堡的地理位置居于各堡寨的地理中心，以它为圆心，到其它任一军堡，其间的相隔路程都大至相等，自然天成就是一个极好的粮饷调度中心。偏关城里还有一个老地名，叫做“草场”，就在今偏关中学所在地。明、清两代，这里的确是个草场，是屯集大军草料之所。《偏关志》载：“草场在城东南隅，周广约六百余步，明时，岁积主、客兵草束十万余，并设有草商贩运至关。”有了这些必要的基础设施和运作体系，本镇各部兵马所需粮饷，从征解到贮存，再到支用调配，职有其司，责有所当，数百年岁月运转下来，只能冠以“完善”两字,完备并且善用。 

　　有意思的是，史料记载中，并没有详述这些官衙及其保障机构的实际运行情况。志乘中录有一篇《西路管粮厅题名碑记》，有关其司掌之职言及不多，倒是长篇大论为官做人之道，让人读了颇多感慨。此文作者是万历朝时任该衙的主官、太原府同知张嘉绩。文章大概是重修西粮厅竣工时为“题名石”所撰碑文。这位同知大人在文章中批评了“人生百年，营营焉，计较于利害之多寡”的人生观，并列举命名了诸多官场日见的坏毛病，以作为阅者警示: 

　　“师心自用曰乱，博诹寡断曰杂，柄落炀灶曰暗，蔽贤自嵬曰妒，市恩避怨曰奸，钩伏煅炼曰苛，因陋就简曰弛，行浊言清曰狡，暮哀昼骄曰盗，党同伐异曰偏，好大喜功曰夸，诗酒放达曰狂，口蜜腹剑曰险，逢迎贾宠曰媚，轻诺寡信曰欺，忿戾不可近曰暴，矫情不可方物曰诈。之名也，当局者不自知其名，而旁观者能名之。” 

　　文末，作结语曰：“溺爱憎而不肯名，怵势利而不敢名，去后能名之。当官者睹斯石，而历指其人，贤不肖如辩苍素。反躬自考，宁不惕然惧？惧则省，省则改，事纪实，亦所以劝实。徒名之急也乎哉！” 

　　这哪里是一个粮草官员讲的话，分明是监察御史的论调！反观之，西粮厅官一职，应算是个肥缺实职。这位文人官员担任此职，也算见识了些世事风浪与人生考验，故有所感，并勒石为铭，警示后人。这碑文读来朗朗，让人强烈感知到这位作文者近乎“愤青”的浩然之气，大可做为后世官员入职培训的“三观”教育范文。 

　　史志资料还记载：“造作军器局在城西，久废。”说明与这座武备之城相配套，还曾经有过军工制作的官方机构。不过仅凭书中这样一句，是无论如何都难窥其貌的。在史志论及风土民俗的篇章里可以看到，入明以后北鲁连年，昔年沃土遂成石田，其时又屯兵万余，戎马相习，尚武为荣，关民“训谨者则皆造作函矢之属以牟利，又谁肯袯襫胼胝从事南亩乎”。可见，民间工匠在当时大有市场，军器打造、车马及绳索輓具制作、守城设施建造及相关器械配套等手工业生产，一定是有其规模的。就我们现在所知，偏关这地方的手工业发展是与其远地僻壤的印象不相一致的。新中国建国初期，偏关县的工业在晋西北诸县中特别惹眼。一个六七万人的小县，竟有包括机械、冶金、化工、煤焦、织染、造纸、橡胶、陶瓷等门类齐全的工业体系，地方国营工业企业就有十多家，主要产品数十种，一些产品还行销全国。这种奇怪的现象，是不是能够说明，偏头关的工匠传承能够如此厚积薄发，与其历史上军工造作曾经盛极一时有所关联？我想，至少在工业发展的内在逻辑上，理当如此。因为在那个一切从零开始的时候，在那样一个偏远封闭的小县，既没有招商引资一说，也没有引进技术一说，更没有“三线企业”入驻的事儿，仅凭一小县之力达到这样的发展水平，工业发展的基础或者传统，手工业技艺传承的底子，就显得尤为重要了。尽管到后来进入新世纪，在市场经济冲击下，原来的一些工业早已逐个儿灰飞烟灭不复荣耀，但当初昙花一现的工业繁荣，似乎正是偏头关这座军武古城最后的能量迸发，就像一颗古老的恒星步入红巨星的轮回一般。 

　　大明王朝的统治结束之后，“清初渐为因革”，偏头关仍设参将，各堡仍置守军。及至雍正三年撤卫设县，偏关武备“屡经裁汰”，到乾隆年间“皆废矣”。这个千年边镇从此终结了其军武之城的历史，给人们留下的，便是延绵不绝的长城、星罗棋布的城堡、漫山遍野的烽堠，还有无尽的传说和故事。（张淑强）